共产党人应树立正确的“错误观”。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是正确的“错误观”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我党历史上很多革命领导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错误观”，即对错误的认识和看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特别是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洛甫）、李维汉（罗迈）等，一旦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之后，经过痛苦的思想认识，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随时勇于修正错误，并且敢于坚持真理，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正确的“错误观”，值得今人思考。

　　从挫折和代价中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难能可贵

　　党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左”倾错误，尽管背景和形式不同，危害亦有大有小，但都发生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舞台之上。换言之，是马克思主义东渡，特殊的中国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任何一种能够形成“左”倾错误的原因，都应该从这个客观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去寻找，而不能简单粗率地归咎于个人。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上述那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就是从挫折和代价中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难能可贵，并且进而坚持之的。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许多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中，有的出国领略了异邦——“外面的世界”的“精彩”，这种中外的巨大反差使他们自然迸发出一种激进的革命激情，如瞿秋白对于新生俄国“饿乡”的憧憬，李立三等对苏俄“新世界”的企盼，等等。这种兴奋的激情，加之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限认识、粗率理解，在那个涌动着青春和朝气的时代，不免要受到为之颠踬的代价。

　　瞿秋白主张过不合实际的“一次革命论”，当然，他的思想来源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不间断革命论”，这位具有诗人和作家气质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惨烈氛围中，简单把中国革命等同于“十月革命”式的“围城”，从而导致革命的损失。但此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管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和对待，仍然忠诚于革命事业，并对新的“左”倾错误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且将之与自己的错误相联系，着重从思想上予以重视，这就是他曾说过的：“‘立三路线’不过是我‘六大’以前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立三路线’也可以叫‘秋白路线’。”最后，他因为被又一次的党内“左”倾错误所排斥，未能随队参加长征，进而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李立三较之瞿秋白有更多和更大的深刻教训和反省。他曾是中国革命中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的一位主将，他的“左”倾错误是急躁的“盲动主义”，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之初的一个败笔。为此，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被当作了反面教员，但纵观其一生，可谓功大于过，尤其是他勇于解剖自己错误的态度，堪称后人的典范。

　　一如瞿秋白，李立三被免职之后被派往苏联受审和学习。在苏联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他遭受到各种批斗和打击，他对自己的错误也负疚不已，难得的是他坚持党性。1946年，李立三回到国内，并按组织的要求化名工作，当时有些单位请他去讲党史，他坦诚地讲述“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期间，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回答说：“我就是李立三呀。”一时全场肃然，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新中国成立在即，李立三被安排领导工会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这一自己曾经稔熟的工作（此前他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安源罢工等），在他主持下，《“全总”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等一一出台。他还形成了自己的工人运动思想理论，从实事求是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公营企业仍存在有公私矛盾，这是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而工会在兼顾公私的同时，更要侧重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他还明确区分了党、政、工的关系，提出“把工会办成真正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思想。然而，他的这种正确意见和主张却受到了批判，最后竟被免职，“文革”中更因此遭受到迫害而殉难。李立三此前因“左”倾错误被免职处分，此后却因坚持真理而被免职处分，历史在这里显示出它的沉重。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革命家，堪称典范的是张闻天

　　张闻天曾被称为是党内“左”倾领导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当年，是他率先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否定了共产国际、斯大林以及临时中央的“左”倾策略方针。如1932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在临时中央时期，以他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领域已经逐渐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和其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质疑并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侧重于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在中央苏区，张闻天还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在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对于“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策略方针等等问题上已与当时的“左”倾中央主要领导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与毛泽东因认识一致而走到了一起。此后在长征途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三人团”，这“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张闻天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成为全党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期间，他现身说法，指出：“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经过整风，他自觉地从事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又以“让贤”的姿态使党的领导实现了平稳过渡。

　　此后的张闻天并没有退隐，由于自己曾经有过“左”倾错误，并且对之有过沉痛和深刻的反省，因而对于相似的错误，他有着敏感的觉察，并且意识到其严重性。虽然自己已经不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内，但他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出发，敢于坚持真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张闻天发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并且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张闻天在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未能产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反而使张闻天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这段铩羽的经历，依然不能阻止张闻天坚持真理的决心。在“文革”的“流放”途中，张闻天又写下了著名的“肇庆文稿”，仍是以批判“左”倾错误为核心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张闻天的经历，典型反映了党内那些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领导人的风范。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贵在能够认识到错误的来源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贵在能够认识到错误的来源，以及意识到防止错误再度发生的有效方法。所谓坚持真理，这里体现为体制安排的设想，即健全制度、倡导法治、推行民主。晚年的李维汉对此颇有心得。

　　李维汉年轻时曾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晚年李维汉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起源，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以及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唯我独左”、放任群众的心态，以至于在农村暴动中实施所谓“杀尽土豪劣绅”的“烧杀政策”，并将之引入城市，对自己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特别是盛行的“唯成份论”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视为所谓“小资产阶级”，将之驱赶到革命阵营之外，对知识分子更是严重不信任，以后这种纠结的心态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而消失，反而逐渐弥漫开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晚年李维汉还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错误的发生和严重化，不能局限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这里体制的健全尤为重要。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当时胡乔木曾做说明，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认识上的偏差，没有引起注意的“封建残余”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算，于是不免发生了“复活”的现象。李维汉以为，“应该补上这一课”。而所谓“封建残余”不外是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如“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最后就不免发展成悲剧。李维汉这么说，自己也不断反省，当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风，曾经错误批判了王实味，到他晚年，在他的坚持下，终于为王实味实现了平反。

　　（责任编辑：陈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