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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龄女红军王定国的长征故事
发表时间:2016-09-29    来源:人民日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责任编辑:陈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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