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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到底有没有准备?
发表时间:2016-08-24    来源:央广网军事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对于中央红军长征到底有没有准备,一种意见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博古、李德等人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仓促决定的,没有做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一种意见认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实际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进行了一些准备,但由于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决策犹豫,准备不足,中央红军是仓促出动的。

  1934年5月,广昌、建宁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的腹地后,中央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十分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但并未选定突围的目标和方向。至7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形势已变得极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即先后派遣红7、红6军团北上和突围西征,在闽浙皖赣和湘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

  9月上旬,红军的驿前以北阵地沦陷后,国民党军从各方面深入到苏区大门内来。在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经十分匮乏,红军在内线打破敌军的“围剿”已经根本没有可能时,博古、李德等人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军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一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一是初步选定了突围的目标和方向。由于红7、红6军团兵力过小,在北上和西征后,不仅未能达到牵制大量敌军的预期目的,反而使“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加快了进攻的步伐,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9月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补充训令”,命令红6军团向湘西北转移,与红2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向。这表明,中共中央此时已选定了突围的目标和方向,要沿红6军团西征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尔后实行战略反攻,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

  二是在此期间,为减轻中央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利用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派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会谈,达成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为尔后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四是征集新兵,扩大红军。9月1日,中央组织部、总动员武装部等为了补充中央红军各部队,加强突围西进的力量,即发出在9月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 ,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中央苏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兵员动员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和物资。

  五是发布预先号令。9月29日,中共中央以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个社论,发出了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公开信号。

  中共中央虽然开始部署和进行了一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对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却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过讨论, 始终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动员和教育,没有进行必要的休养兵力和整顿训练。广大指战员,甚至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都没有思想准备,或者准备不充分,造成了部队思想上的混乱。许多部队在撤离战场后匆忙踏上了转移的征程。“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红军对战略转移的准备不足,出动仓促,是造成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陈蓉)

网站编辑:王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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