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左元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把疫情防控作为政治任务来抓，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时开展了一系列卫生防疫运动，形成了疫情防控、卫生防疫的基本经验。

　　第一，以保障军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首要任务。民主革命时期，疫情防控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部队的战斗力。20世纪30年代，天花、鼠疫、疟疾和烂脚生疮等疫病在苏区普遍存在，群众染病率高，死亡人数多。如1932年，中央苏区公略县“近来瘟疫发生而死亡者一千一百六十七人”，宁都县“数月中发生痢疾,被传染者有一千三百余人”。赣东北苏区因天花死亡的小孩多达1000多个。疫情也造成红军减员，严重削弱部队战斗力。1932年12月20日,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报告“八军前方只有2100人,后方医院伤兵与烂脚病者有2100人,前后方数目几乎相等,部队减员惊人”。毛泽东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 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冀鲁豫等几块较大的根据地，麻疹、痢疾等疫病也危害极大。抗战八年间，晋察冀边区疟疾病总人数达2000余万例次，痢疾发病800余万例。疫病导致大量人口伤亡、部队减员，如冀鲁豫军区太岳部队1944年因回归热流行造成减员，被迫停止操课；晋冀鲁豫根据地军区六纵在峭河战斗中9天减员144人，而因疥疮不能参战的竟达2444之多。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哈尔滨爆发的鼠疫在东北解放区肆虐到1949年，1947年造成吉林地区633个村屯23171人死亡，1948年造成解放区西北部333个村屯3913人死亡；同时辽宁锦西的霍乱导致吉林死亡17000多人。

　　第二，以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为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卫生法规条文、基层卫生组织为依托，把防疫卫生运动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举措。苏区时期，通过制定法规条文对疫情防控加以规范，把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的八条规定落实到乡、村级苏维埃组织的政治工作中。在各省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设立卫生科等疫情防控机构，印发《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等宣传文章。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疫情防控工作由各根据地军区卫生部（处）统一领导，基层组织包括医药救国总会、县区级医药分会、村设医疗组以及民政部直接领导的群众性医药研究会等。1942年4月，朱德总司令发布关于春季防疫工作的训令，规范了根据地的防疫工作。其次，还通过文教活动、防疫展览开展根据地的卫生宣传，自1938年2月至抗战胜利，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机关还在“抗战时期初级小学常识课本”中加入了生理卫生常识；再次，通过组建医疗组、防疫队稳定人民情绪、遏制疫情蔓延。同时，保持了开展群众性防疫运动的传统，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提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1941年10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发出 《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指示》；1942年2月15日，晋察冀边区边委会召开军政民卫生联席会议，要求开展边区春季防疫卫生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提出重视防疫工作就是对革命事业负责的思想，为村、屯、组卫生员和卫生组长举办卫生防疫短期训练班，通过集会、文娱、谈话等方式对群众宣传防疫知识。另外，建立各级卫生防疫站和卫生技术厂，加强预防接种和注射，对疫区疫情进行及时、有效的隔离，建立了迅速的疫情报告制度等。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规定，当发现鼠疫或疑似患者时，其家属或邻居必须上报患者情况，逐级经过卫生组长、屯卫生员上报街或村卫生委员，这一过程要在3小时内完成，48小时之内要向所在省的卫生厅上报情况。

　　主要经验及影响包括：苏区时期，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降低了疫病发病率，成为建国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发端；树立了“预防为主”的疫情防控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卫生防疫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疫情防控工作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政治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初步探索。解放战争时期，重大疫情防控锤炼了党和各级政府的局部执政能力。如1947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 《紧急防疫通令》，第二年5月又颁布 《传染病预防暂行条例》、《鼠疫预防暂行条例》和 《东北各级卫生组织机构暂行条例》，各级防疫组织相继建立。解放区应对鼠疫的成功，初步建立起以预防为主的卫生防疫系统，为新中国的疫情防控和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