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海月

学生在上数学课。

　　3年多来，欧阳艳琴一直尝试着，为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难题贡献自己的努力。她在广东省东莞市创办科蚪社区儿童空间，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推广科技课程。如今，她又变成了一名“销售员”，销售对象是带着孩子在北京打工的青年民工，而产品则是一所学堂——科蚪实务学堂。

　　科蚪（kido），像一阵短促的敲门声，欧阳艳琴希望，当城市边缘数以千万计的打工子弟敲门时，有更多人愿意为他们打开门。

　　“我要把这个特别好的课程卖到城中村去。”欧阳艳琴说。

　　从2018年3月到现在，学堂有了21名学生。学生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20岁，他们的成长经历大多相似。在老家，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来到城里，由于没有当地城市的户籍，他们又变成了流动儿童。

　　同样有过留守儿童经历的欧阳艳琴，对其中的尴尬和辛苦体会很深。

　　儿时，她曾去姑姑家借宿，夜里想上厕所，但又怕把他们吵醒，憋哭了。这种由于缺乏父母引导性教育带来的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成长困境，实务学堂的很多学生都遇到过。学堂里有一名学生，之前一直在老家上小学，已经读五六年级了，还在尿裤子，因为“不敢跟老师请假，非常紧张”。

　　“如果没有父母陪伴，很多孩子内心是很脆弱的。”欧阳艳琴说。由于父母一直在东莞打工，她至今不善于和妈妈沟通，“很少有肢体接触，过段时间就会吵一架。”学堂成立后，她将弟弟和妈妈从东莞接到北京。这位能干的母亲在学堂负责近30个人的伙食，对于女儿正在做的事情，她并不真正了解，只晓得女儿提到过，“因为小时候（给她）带来了一种痛苦，所以要帮别人减轻这种痛苦。”

　　谈及在外打工近20年的生活，这位母亲说，支持她工作的最大动力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也是很多父母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但这意味着无法在孩子最重要的成长时期陪伴他们，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悖论：去城市工作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但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孩子们向着反方向成长，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

　　创立实务学堂之前，欧阳艳琴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北京昌平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当班主任。她观察到，学生课堂纪律并不好，睡觉、说话、玩游戏，这些情况都有。尤其考试时，如果老师不在，就会大面积抄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成绩是真实准确的。

　　在和一个抄袭的女生沟通时，女孩为自己辩解，“谁还没有虚荣心呢？”

　　“还真不是。工作这么多年，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虚荣心的。”欧阳艳琴说。

　　后来，她把“诚实、勇敢、爱”定为实务学堂的校训。“诚实是基础，如果其他全部删了，只剩最后一个词，就是诚实。”

　　“接触这些孩子后心里就有负担了。”欧阳艳琴说，她想找到一个真正能帮助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方法。

　　2015年，欧阳艳琴辞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的工作。在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支持下，财新公益基金会拨给欧阳艳琴30万元。胡舒立认同科蚪以社会企业的形式对流动儿童进行科技教育，她对欧阳艳琴说，希望未来中国能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去解决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问题。

　　欧阳艳琴在东莞创办了科蚪社区儿童空间，为63个6岁～11岁的流动儿童提供科技教育，试图解决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里课后看管的问题。她的弟弟也在这63个孩子之中。孩子们在这里做木工、做食物、学习机器人相关课程。

　　2017年，科蚪搬到了北京，课程也经过相应的调整，变得更加大众化。欧阳艳琴和团队在打工子弟学校推广该课程，“但我当时没有动力了”，欧阳艳琴不断地问自己，放弃做记者去做公益，从而获得一种所谓的规模和成就感，这件事情有意义吗？

　　看到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状态，欧阳艳琴一直在想，什么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今年3月，她在北京昌平租了一栋房子，创建了科蚪实务学堂——一所面向12岁～18岁的打工子弟的公益性、全日制学堂，希望能为系统解决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提供一个实验样板。科蚪实务学堂和希希学园协定共同运营，后者是为流动儿童提供性教育、具有公益培训资质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为了能更有针对性地招到学生，她和同事去菜市场发传单，去学生家中家访。如果孩子在升学时遇到很大的障碍，无法接受正常的学历教育，她希望家长们可以考虑让孩子来实务学堂。

　　实务学堂致力于为打工子弟探索一条非学历教育的新路径，若能在这里顺利读到高中毕业，他们将被直接推荐就业或者到国内一流的职业学校继续学习，之后再进入专门的领域工作。比如，去五星级酒店学会如何办理入住，整理房间，去半导体公司学习怎么使用机器，若足够优秀，他们还将有机会借助这样的平台走向管理层。

　　根据这个目标，实务学堂的课程设计更加注重对学生社会技能的培养。尤其是高中组的学生，阅读和写作是必修课。欧阳艳琴是写作课的老师，她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再由轮值学生挑选出优秀文章，以周报的形式展现在科蚪实务学堂的公号上。

　　在刚刚发布的一期周报中，一名学生提到了上写作课的心得：我的内容太口语了，不够精炼……如果没有人指出的话，我肯定不会注意到，事实证明写作课很有必要。

　　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们从分不清主谓宾和标点，到能完整顺畅地写一篇文章，而这也是学生在社会中所需的基本写作能力和技巧。

　　学堂还有很多注重实践的学习项目，去不同的互联网企业参观，和老师一起学习如何拆卸一辆报废的汽车，去听如何提高职业素养的各种讲座。

　　“实务学堂注重培养学生真正面向未来、面向社会的生存素养，为他们进入社会做准备。但更重要的，希望能为社会培养珍贵的普通人。”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整体的人，他们是有情感的，他们需要学会如何在团队中获得自信心，如何和别人好好讲话，如何克服一个微小的困难。”

　　在开学典礼上，她寄语同学们，“希望你们能记住‘诚实、勇敢、爱’，并让它们成为人生的基本底色。”

　　在探索职业教育道路之外，实务学堂更加注重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和美育。天文、戏剧等科学艺术类课程，以及批判性思维课都被列入课程学习计划中。

　　《新京报书评周刊》撰稿人张鑫是实务学堂的联合创始人和教学负责人，也是阅读课老师，在带领学生阅读《上学记》时，一名学生似懂非懂，张鑫说，“你不用装懂，我们这儿没关系的。”

　　“老师不再是讲授者的角色，而是引导者的角色。”张鑫说，实务学堂倡导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让每个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获得成长，这种教育理念是吸引他来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

　　教学之外，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日常情绪被格外关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邓泊教授心理课，负责为学生作心理疏导和心理测量。发现的问题将在工作例会上被集中讨论，之后，再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刘超（化名）是实务学堂的一名学生，邓泊记得，他当时抗拒一切，拒绝做心理测试，整日打瞌睡。欧阳艳琴筹备招生时，去他的老家家访，把他接到了实务学堂读书。在此之前，刘超本已打算辍学，“想挣3000元，和朋友出去旅游，去洗车、做销售、当保安、送外卖，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来到实务学堂，他开始对计算机感兴趣，学会了微信公众号的编辑、海报设计，“他会用周末的时间帮助我们做微信公众号，通宵帮我们做海报设计。”谈到这一点，欧阳艳琴很开心。

　　“他现在就跟变了个人似的。”邓泊说。

　　在刘超的妈妈看来，儿子比以前用功了，会去自己屋里做作业。

　　目前，招生成为学堂工作重心，2019年春季，学堂计划新招15名学生。欧阳艳琴说，在农村学校，师生比通常为1∶20到1∶18，即1名教师要负责18到20个学生的教学工作。而在北京的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这个比例达到1∶30到1∶25。

　　实务学堂目前有21名学生，3个全职教师，20多个志愿者。师生比远远高于一般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但由于这种教育模式较为新颖，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教学设置，都与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有所不同，想要招到更多打工者子弟，还存在一些阻力。

　　欧阳艳琴说，来这里的学生，其家庭需要对学堂有极大的认同感。暑假时，曾经有一个家庭，孩子已经没法和其他人正常沟通，母亲仍强调考大学是必须的，实务学堂最终拒绝了这个学生。

　　校董会成员、日日新学堂校长王晓峰说，“我们过去惯常的想法是只有读到大学甚至是名牌大学，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成为大家所羡慕、尊敬的一个人，但这不一定是唯一的路。”

　　相比普通高中，科蚪实务学堂更加注重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而与一般职业学校不同的是，学堂人文关怀的底色更浓。

　　欧阳艳琴希望，未来能为社会贡献一个成本较低、又符合教育常识的教育公益创新案例。“最好的模型，就是有一个核心团队，长期、稳定地在学堂，承担运营、学生管理、教学管理和基础教学工作，此外，求助志愿者或专业教学机构。”目前，科蚪实务学堂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基金会和企业的捐助，除了两位全职教师领取微薄的薪酬，主体的教学工作全部由志愿者完成。

　　来此就读的学生需每学期交纳6000元学费，1000元餐费。“家长必须支付一定的教育成本。”欧阳艳琴说，对于在北京打工的家庭来说，这个费用并不高。同时，学堂设立了5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奖学金，以支持学业优秀者和家庭困难者。

　　（责任编辑：曾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