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

 

信仰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以一定思维和体系呈现人与世界关系的表达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作为经由历史和现实证明的科学理论，归根结底是对人类思维普遍发展规律的一种揭示，寄托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内化，这种内化要从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信仰”开始。

 

信仰是对价值的终极追问，马克思主义对信仰的重构是在对过去信仰的价值批判中完成的。马克思的“信仰”概念与“宗教”共同出场，他不仅批判了特定的宗教信仰，更深入到人的本质揭露了普遍的“宗教式信仰”带来的奴役与异化，最终将人们的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先将矛头指向了“天国”，通过揭露唯心幻想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对宗教、旧哲学的价值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宗教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反映，更是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表现。马克思认为，宗教信仰通过构建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忍受苦难，期待来世的救赎。这种唯心幻想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精神工具。与宗教具有类似作用的还有当时“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黑格尔哲学，这一思辨哲学将现实世界抽象化为绝对精神的显现，使唯心主义的哲学信仰长期统治着人们的头脑。马克思揭示了它们背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根源，为人们从精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彼岸的信仰失去了神圣形象，马克思便转向了对“尘世”的批判，他通过分析虚伪权威的政治结构，实现了对法权、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的价值批判。资产阶级通过宣扬一套看似诱人的启蒙原则，使广大民众在思想上接受了现有的社会秩序，表面上是为了保障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实际上是为了保障少数人的自由和利益，本质上是虚伪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操纵，使人们在思想上陷入一种麻痹和自我欺骗的状态，无法认识到真正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在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结论后，从此便深入到物质生活领域，通过分析资本市场的运行逻辑，实现了对商品、货币等资本异化信仰的价值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本质，指出商品、货币、资本等在市场中支配地位的获得，是由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带来的，然而劳动者却反过来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支配，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无法摆脱资本的控制。因此，马克思认识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只能通过改变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来实现。

 

人之所以需要信仰，完全是由其内在的超越性本质所驱动的。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言，“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并反映着人的天性，个体追求实现其“真正的天性”过程，本质上要求作为各种社会关系集合体的人必须在现实实践中来展现他的生命存在。在这一语境下，信仰便成为人获取一切知识、经验的主体性意识，其重点在于“破除对权威的信仰”，在一切实践的、感性的活动中来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因而，当个体的信仰得以达到深刻与真实的层次时，必然会明白，个体的天性、潜能与观念均是由复杂的社会环境熏陶与塑造所形成的，即人“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就此而言，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信仰的标准，是对宗教信仰的革新和人之本质的回归，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与此同时，马克思所理解的信仰与对现实力量的盲目崇拜是对立的，其目的是促使人们对现实力量的正确认识与有效驾驭。这一过程要求个体将科学真理内化为个人信仰体系，并以此为行动指南，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验证其真理性的深度与广度，确保科学真理不仅在认知层面得到确认，更在社会实践场域中得以实现。可以说，信仰的现实性取向展现了其世俗化的积极面向，同时避免了世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庸俗化倾向，基于对现实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全面、正确的理解，马克思所理解的信仰是既真实又崇高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现实与理想的和谐统一，展现了人类信仰的深刻内涵与积极价值。

 

总之，信仰作为人对世界的认同和掌握方式有其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两重维度，而马克思所理解的信仰的标准就在于它确立了一个对人的生活意义的辩证解释方式，界定了信仰属人的“类存在”性质，提供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构建信仰的基本实践原则。

 

信仰的本质深刻地植根于对生命存在深层意义的无尽探索之中，其特性则鲜明地体现在对生命固有界限的超越性追求之上。当信仰升华至终极形态时，其所蕴含的极致超越性，不仅要求突破生命个体的局限，更旨在达成一种群体自由且全面和谐发展的状态。就此而言，马克思所理解的信仰内在地关联着特定的解放向度与价值取向，均与“自然生命”“类生命”以及个体“感性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理想追求紧密相连。基于这样的信仰框架，《共产党宣言》中阐释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便构成了其“获得整个世界”的信仰形态。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实践力量以及未来方向，紧密围绕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与价值追求，将“人的自由与解放”作为核心理念，使之在现实与理想的动态平衡中持续演进，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终极”命题。

 

马克思主义信仰或共产主义信仰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理想追求，不是对“人的类本质”的抽象化追求与复归，“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不是“应当如何”的应然“状况”，而是具有“现实运动”特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一崇高目标作为生命的潜在可能性，并非预先设定的必然结果，而是一个开放且亟待实现的宏伟愿景，使得个体得以在现实生活的不辍实践与深度探索中逐步接近并深刻体验自由与解放的至高领域，正是这种生命潜能的无限性与开放性，构成了信仰在终极层面的核心维度，揭示了信仰指向的不仅是已知的现实，更是未知且可塑的未来。可以说，马克思凭借其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深刻自觉，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终极信仰的内在本质，促使我们审视人类的信仰历程，反思个人的信仰立场，从而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今中西各种价值观的博弈日渐激烈。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观，才能找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内在机理，进而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精神力量。